1. 直接面對醫師：
由於醫師對於醫療風險的認知，與一般民眾有很大的落差，且一旦承認錯誤，將來若進入司法訴訟程序，將會成為不利的證據。因此，醫師在面對醫療爭議事件病家提出質疑時，基於自我保護原則，大多不會承認醫療過程有錯誤或疏失。
2. 直接面對醫院：
大部分醫院都有一套「標準的」醫療爭議處理作業流程，醫療爭議病家往往得面對長時間、層層裁示的跑文件過程，而且始終無法與相關人員對談；即便有人出面處理，往往也不是握有決策權的人。
3. 向衛生局陳情：
對醫療過程有疑義時，可向當地衛生局陳情，通常由衛生局先進行調解。根據醫改會95
年度之調查，其調處成功的機率不高，並有民眾反應，處理過程官員態度偏頗，但仍不
失為一個釐清醫療爭議之管道。
4. 尋求民間團體協助：
民間團體依據其宗旨、定位及主要服務對象，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與協助，如：醫療、法律、心理支持等相關諮詢服務。
5. 聯絡民意代表關切：
在台灣不論發生麼事情，總習慣找一些身份地位高的人出面；民意代表基於選民服務的考量，會以信函、電話、開記者會等方式與醫院/醫師溝通。
6. 訴諸媒體：
大多數醫療爭議病家認為透過媒體的公布，有可能對醫師或醫院造成壓力，增加談判籌碼。但事實上，仍需審慎評估。原因如下：
(1)其對醫療院所產生的壓力的大小，可能因主事者心態、醫院規模、知名度不同而不同。有些高知名度的醫院／醫師認為，不愁沒有病人上門，並不在意曝光後的影響。
(2)媒體通常需要平衡報導，所以會同時採訪醫病雙方對事件的看法和回應，其所呈現的結果不一定符合當事人期待。例如曝光後，也有可能引發一些當事人未曾思考過的負面效果，包括覺得醫院／醫師說法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；強化當事人與醫院／醫師的緊張與對立，更不利雙方溝通；媒體曝光後，當事人生活作息受干擾，或旁人以異樣眼光看待等困擾。
7. 提出法律訴訟：
由於司法檢察體系的行政作業流程繁複，一旦走上法律訴訟途徑，就需靜待司法檢察機關的偵查、傳喚開庭、審判…過程極費時，甚至可能纏訟十數年仍未能解決。